论文免费共享的“开放知识”与我们有多远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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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免费共享的“开放知识”，与我们有多远距离？


2022-04-22 17:22

有关知网争议的解决方案，各界已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通过观察各国知识开放的实践和争议，或许会对我们思考数据库时代的学术知识传播有所助益。

文 | 刘亚光

这段时间，CNKI知网再度因为定价问题陷入舆论风波之中。起因是近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一封4月8日的邮件截图在网络上流传——内容为“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正考虑通过维普期刊数据库和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对CNKI数据库形成替代保障”——随后该中心发表声明证实。（相关报道可见新京报公号4月20日文章）而知网此番争议距离上一次还不到半年，2021年12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诉知网成功，此前赵德馨发现知网擅录其100多篇论文却并未支付稿费，并在2020年8月选择起诉维权。但胜诉后，赵德馨表示，知网下架了他全部论文。

在知网引发的众多舆论中，为数不多“没有负面”的一次是2019年2月。当时，演员翟天临在直播间的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并且讲完后强调了一次）使其学术能力遭到质疑，该事件成为导火索，在这之后，翟天临博士学位被撤销。在中国，知网堪称是最为重要的学术数据平台，写学术论文不识知网，可能就像现代人办公不会用word一样令人匪夷所思。而这也恰好反映了知网巨大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如今围绕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声明，网络、媒体和学者们都对知网的定价和版权争议提出各自的看法、分析，强调知识基础设施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其实，在一个人们所谓“知识爆炸”的年代，知识的昂贵依然是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在知识普遍数字化的今天，大型学术数据库对学术资源进行垄断并攫取超额利益的现象，不止困扰着中国的知识界。而与之相对，“打破知识的墙”的相关行动也在持续发展中。在疫情仍在持续的背景下，线上获取知识的需求空前高涨，这也被许多人看作是加快“知识开放”步伐的时机。有关知网争议的解决方案，各界已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通过观察各国知识开放的实践和争议，或许会对我们思考数据库时代的学术知识传播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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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不断增长的权力：

学术资源数字化进程的必然产物？

某种程度上，中国知网当下陷入的争议与其建立的初衷是相悖的。1999年，知网的建设是“以全面打通知识生产、传播、扩散与利用各环节信息通道，打造支持全国各行业知识创新、学习和应用的交流合作平台”为总目标的。而如今，“侵权”和“定价高”却成为知网历来最常出现的两类争议点。


《南京大学学报》原执行主编朱剑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发文，就专门提及，由于中国学术期刊体制下学术期刊不成体系的结构和分散的布局，使得聚合性的学术资源平台构建极为困难，知网得以全面接过学术资源数字化传播的渠道，从而形成某种对学术资源的垄断。学术资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也实现了一种闭环——学者和学生们写作的论文被知网收录，但不仅无法收到报酬，自己下载论文却需要付费。

然而，知网是目前国内几乎唯一能同时提供期刊、硕博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年鉴全文的数据库，且能提供查重等服务，在市场中处于极为优势的地位。这也导致即便研究者对知网存在的问题有怨言，却也难以“绕开”知网从事学术研究。

VOX的另一篇2019年的文章提到，到了1970年代初，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 和 Taylor & Francis上收录发表的自然、医学和科学类的文章，就已经占到了这些类别全部文章的五分之一。此后，互联网的全面普及曾经被视为降低期刊阅读成本的机遇，然而Fyfe表示，“这些平台并没有采用匹配传播方式的业务与定价模式……从90年代后期开始，出版商越来越多地推广捆绑销售数据的模式”，大学不得不持续付出高昂的代价来购买这些“期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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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停止的“开放知识”运动：版权问题与全球学术公平

与学术资源的垄断与集中化相对，有关“开放知识”（Open Access）的实践旨在打破这些被学术出版商构筑起来的知识围墙，更好地实现知识的传播。这方面的代表性尝试近些年也经常被报道。2012年，英国数学家威廉·高尔斯（William Gowers）就曾发表文章号召学界同仁抵制爱思唯尔，彼时云集景从者众，以至于高尔斯索性在2016年推出了一本可以完全免费访问的数学期刊。在硅谷工作的泰勒·内伦（Tyler Neylon）更是受其启发创建了一个名为“知识的代价”（The Cost of Knowledge）的网站，引来万名科学家签名抵制爱思唯尔。2019年，除了加州大学系统的反抗，爱思唯尔旗下的《计量情报学学报》（Journal of Informmetrics）的整个编辑部辞职，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创办了一本全新的开放获取期刊《量化社会科学》 （Quantitative Science Studies）。

在此类运动中，开放论文获取网站Sci-Hub无疑是最受人关注的之一。2011年9月，哈萨克斯坦程序员埃尔巴金（Alexandra Elbakya）为了解决论文获取成本过高的问题创立了该网站，从2013年开始，Sci-Hub与俄罗斯知名数据库创世纪图书馆（Library Genesis LibGen）合作，并逐渐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盛行。Sci-Hub通过允许教育机构代理访问来绕过出版商的付费墙，如今，它也成为各国学术圈几乎无人不知的文献搜索“利器”。

不过，从前需要高价购买的期刊现在人人可从Sci-Hub上免费下载，这一事实也引发了出版商对Sci-Hub的“围剿”。2015年，爱思唯尔曾在纽约对其提起诉讼，指控其侵犯知识产权，这次诉讼导致Sci-Hub的原始域名丢失，但其依然不断尝试扩展各种类型的域名。美国IEEE官方网站也曾撰文专门批评Sci-Hub的模式，认为其并不尊重现代数字出版商对其收录期刊品质的维护。IEEE 出版运营部高级主管 Fran Zappulla称现代的出版服务包含了组织同行评审、精编和储存文本、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在线系统建设等等部分，“借助于这些投入，作者的文章被收录到这些数据库，能更好地被发现和阅读，这些成本是必要的”。

2018年，俄罗斯根据英国期刊出版商Springer Nature的诉讼请求，屏蔽了Sci-Hub的多个相关域名。2021年9月5日，埃尔巴金在社交网站上发文称该网站正式“解封”，引来不少学术从业者的叫好。尽管如此，出版商针对Sci-Hub的起诉在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在陆续进行。

不过，与Sci-Hub相关的法律判决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遭遇。比如Nature官网2021年的一篇文章就梳理了Sci-Hub在印度的一起官司。在对德里高等法院提起的诉讼中，爱思唯尔、Willy等出版商要求法院指示印度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阻止人们对其的访问。而埃尔巴金则表示，在印度，不应执行如此严格的版权制度，因为“科学与教育迫切地需要素材”。印度的法律学者Arul George Scaria表示，如果Sci-Hub能够获胜，那么这可能成为“一个信号”，让其他国家对待Sci-hub的态度发生改变，甚至倒逼出版商重新反思自身的商业模式。

埃尔巴金在文章中表示，出版商有关这些学术资源版权的指控都是“空洞”的，因为Sci-Hub并未对学术机构的安全构成威胁，“开放交流应是科学的本质属性，并使科学进步成为可能，真正的威胁是付费墙”。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全球的角度看，正如埃尔巴金所说，开放知识运动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

而在全球疫情仍在持续的背景下，开放知识获取运动的重要性也愈加凸显。2021年的一篇文章指出，由于知识活动更多地转入线上，同时更由于疫情相关研究及时同步的需求，电子文献的获取需要减少更多的壁垒，付费墙取消的现象更多地出现，许多线上出版机构在这一年中暂时打开了付费专区的大门。2020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呼吁开放知识获取，以加强有关 COVID-19 信息的流通。当然，新闻网站Conversation的另一篇文章也指出，这一状况有可能只是疫情期间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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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不可及的“开放知识”？学术考评机制及其未来

各类知识开放获取的实践目前正经历一个较为迅速的发展。Dimensions网站于2022年采访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者Michael Khor和 Alana M. Soehartono。两人跟踪了过去几十年间亚太地区的开放知识实践，发现就在2020年，这些地区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份额超过了传统封闭期刊，印度尼西亚的实践尤其突出。当然，此类实践也有许多面临的挑战，比如二人指出，东南亚的很多开放期刊刊载的论文使用的都是当地语言，难以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以提高期刊声望。

此外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开放知识获取行动所需的资金支持。不少观点认为，免费地访问会使得开放知识获取网站缺乏必要的维护经费，抑或是开放网站也需要向作者提前征收一笔费用用于帮助文章传播，实则是将读者的购买价格向作者转移。既有的一些大型出版商其实也提供开放获取论文的服务，但需要向作者收费，例如2020 年 11 月，Springer Nature就宣布，从 2021 年 1 月起，允许作者以每篇论文 9500 欧元的价格在 Nature 和相关期刊上发表开放获取的文章。

开放知识获取运动，本质上是希望能够在既有的学术资源传播模式之外寻求更多的替代方案，它离不开市场竞争的机制，也需要政府部门的介入以提供足够的公共资金保障，消除资金上的后顾之忧。除此之外，开放知识获取实践的成果可能也和当下学术评价的机制和观念息息相关。

从某种程度上看，学术数据库影响力的扩张也伴随着一套学术考评机制的标准化。在Michael Khor和 Alana M. Soehartono的采访中，两人被问及“除了引用数量之外，学术共同体如何确定文章的质量”这一问题。二人认为，转变人们看待学术的观念也是南洋理工大学不断推进知识开放项目的初衷之一，因为“引用其实并非学术质量的最终衡量标准”。二人提出，知识的转化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关心学术知识的现实效益——不止是被学术圈引用，而是真正体现在工业、商业、社区服务中——可能我们会更有在开放期刊上发表的动力。

在VOX2019年的文章中，《英国医学杂志》（BMJ）执行主编 Theodora Bloom同样表示：“房间里真正的大象其实是研究人员因所做的工作应获得何种奖励”。爱思唯尔等出版商目前最大的利润其实来自于对自身庞大资源与数据的挖掘利用，并借此向学术界提供对学术成果趋势的分析、评估与引导。而在更热门的领域、影响因子更大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依然是现在研究者职业晋升的重要路径。“如果现行的学术考评体制依然存在，且科学家们继续接受此种现状，那么开放获取的期刊和网站就无法竞争”。历史学家 Fyfe也表示，他期待看到伴随着知识开放运动的，是一种深层的学术文化的改变。